亚州久久

责任编辑：李双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近日在华盛顿结束，双方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汇率、金融服务、扩大贸易合作、技术转让、争端解决等多个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并讨论了后续磋商安排，同意共同朝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美方也认为本轮磋商取得了实质性的第一阶段成果，并且希望双方团队抓紧工作，及早确定第一阶段协议文本，继续推进后续磋商。

大规模、实质性减税降费前瞻在预计今年1.3万亿元减税降费基础上，高层频频表态2019年将实施更大规模、实质性、普惠性减税降费。目前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等部门正抓紧研究相关举措。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因此维持了积极财政政策，而核心在于减税降费。预计明年减税降费规模可能在1.5万亿~2万亿元。

中国领导人认为，要管控这些危险的不稳定因素，唯一办法就是坚持中国当前的发展道路，持续向高价值生产迈进。他们最担心的莫过于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国家还远未到发达程度时，就出现增长平缓、发展停滞的现象。埃及、泰国、巴西等国家都在这种状态中裹足不前，不但挫伤了民众进取的心态，还酝酿出四处蔓延的政治乱象。

赵昌文：当下金融发展的确处于一个调整期。其基本背景是金融主要矛盾的变化，即由总量意义上的发展不足转变为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高质量金融服务需要之间的矛盾。调整期的方向是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可以看到，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扩张速度已经大幅下降。6月末，其他存款性公司（银行）资产增速已下滑至6.9%。

不过，需要警惕居民贷款特别是个人住房贷款的快速上升。纵向来看，银行体系对房地产风险的敞口仍在增加，这是比近期不良贷款率上升更需要关注的潜在风险。《金融时报》记者：那么银行金融风险是否可控？可控的前提条件又是什么？赵昌文：总体来看，银行业风险仍然可控。风险应对能力是决定风险是否可控的关键因素，而我国银行业风险应对能力在不断提升。一方面，金融风险防控的主动性、前瞻性明显提升。严格不良贷款确认标准、坚定推动企业部门去杠杆，是防控金融风险中主动防范、及时处置、敢于“亮剑”、敢于“揭开盖子”的体现，是“同风险赛跑”意识显著增强的体现。同时，风险的及时暴露，有利于避免债务进一步积压和风险的进一步累积，以时间换空间，给风险防控更大的腾挪空间。另一方面，从盈利情况、贷款损失准备等指标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抵补能力仍然较强。

“交接班”困境以为退休就是撒手那么简单？必然不是。交棒需要足够的底气和智慧，事实上，企业传承几乎是世界性和历史性难题。对只有四十年改革开放历史、商业环境尚不成熟的中国来说，其难度则更甚。今年74岁的任正非在华为的行政职务仍是CEO，因为能让老爷子满意的未来掌舵人还未出现；同样年过七旬的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每被问及接班人问题，总是回答自己还能再干20年；万达集团创始人王健林虽然有位颇有商业头脑的儿子，但苦于后者并不想接班；曾经为联想栽下“18棵青松、54棵白杨”的柳传志虽然算是“退了休”，但也还是不得不经常出山，以救联想之急。